「预防疟疾的药」疟疾预防服药
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(前排)出席颁奖典礼。
12月10日,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,让我国科技界乃至全国人民再次为之骄傲和振奋。其实,自今年10月消息传出,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,科技界一直在思考:中国的下一个诺奖在哪里?怎样让中国科技界出现更多的屠呦呦?
屠呦呦获诺奖显示中国科技的繁荣进步
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。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贺信中所说:“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,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,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,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。”
“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加深,越来越多中国科学家的成果被国际学术同行所熟知。”在祝贺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座谈会上,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说,他在出访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时候,从国家元首到当地老百姓,无不对青蒿素这一克疟神药心存感激。
据陈竺介绍,他曾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士路易斯·米勒有过一些交流,当路易斯·米勒在谈起屠呦呦的贡献时,眼睛里闪着泪光。还有很多外国科学家,也是怀着这样的崇敬之情谈起屠呦呦,谈到中国科学家的贡献。
尽管经过几代科研工作者的奋斗,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,许多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,却唯独与诺贝尔奖无缘。此次屠呦呦获奖,终于实现了这一零的突破,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我国的科技实力、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。陈竺感慨地说:“中国科技界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代。”
抗疟药研究之路曲折而漫长
许多人并不了解,抗疟之战由来已久,而抗疟疾药物的研究之路也充满曲折。
1978年6月17日,《光明日报》的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青蒿素研制成功的重大报道,并断言“这是我国医药卫生科技人员走中西医结合道路,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,也是继国际上治疗疟疾的药物——氯喹后的一个新的突破”。次日,《光明日报》继续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文章《深入宝库采明珠——记抗疟新药“青蒿素”的研制历程》,对青蒿素的研制过程做了全面而生动的解读。文中提到的“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”,就是屠呦呦,而这距今天屠呦呦获诺奖,竟过去了37年之久。
疟疾不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世界性重大流行性疾病之一,还严重影响军队行动,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有太多例证。资料记载,在越南战争中,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。为此,美国成立疟疾专门委员会,组织几十个机构参加研究。至1972年,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已筛选了21.4万种化合物,但仍没能找到理想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。
20世纪60年代初期,越南人民军也同样遭受疟疾的困扰。越南领导人在访问“同志加兄弟”的中国时,向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提出帮助研制新型抗疟药的请求。为此,主席和总理指示有关部门,要把“解决热带地区部队受疟疾侵害问题”作为一项紧急援外、战备任务立项。
记者从中国中医科学院了解到,我国军内从1964年起开展抗疟药研究。1966年,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设计出防疟1号、2号片,使预防时间从7天延长到10天至14天。但鉴于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,1967年5月23日,国家科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京召开了“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”,自此拉开了军民合作,共同研究抗疟新药的序幕。项目以开会的日期为代号,称为“523”任务。之后,先后有七省市全面开展了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。至1969年,已筛选化合物及包括青蒿在内的中草药万余种,但仍然没有取得理想结果。1969年1月21日,全国“523”办公室主任白冰秋、副主任张剑方及田辛一行三人来到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(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),邀请相关专家加入抗疟药物研究。中国中医研究院指令中药所成立了科研组,屠呦呦任课题组组长。也正是从那一刻,屠呦呦与青蒿素结下不解情缘。
屠式发现与大团队合作的机制保障
如果说屠呦呦在40多年前发现青蒿素带有某种偶然性,那么,在成功的偶然中,一定有着某种必然。
屠呦呦的执着坚守,是最终成功提取青蒿素的关键。据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料记载,当时中医研究院是“文革”重灾区,科研工作全面停顿,课题组初期也仅有屠呦呦一人。屠呦呦回忆说,接受重任后心情激动,也深感责任重大。但她坚信,依靠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医药,一定会找到办法。她从本草研究入手,不厌其烦地收集、整理了包括内服、外用,植物、动物、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,又精选编辑了含640个方药的《抗疟方药集》后进行实验。但之后因种种原因,“中草药抗疟”工作难以继续开展。直到1971年,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,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。自此,屠呦呦重新挑起重担,重新建立课题组。
她说,当时由于丈夫被下放到在云南的“五七干校”,家里孩子小无人照看。为了不影响工作,干脆把孩子送回了老家。“在那个时候,绝对是事业第一,生活要给事业让路的。”
终于,在经历了190次失败的煎熬后,1971年10月4日,编号为第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出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——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%。这一成功最终证实了青蒿的抗疟作用。随后,多个青蒿素类抗疟药先后诞生。
在那个年代,聚全国学科优势大团队合作的力量,也为青蒿素发现提供了有效的机制保障和平台。1978年11月28日,在扬州召开青蒿素鉴定会时,主要研究单位就列了6家,主要协作单位竟有39家之多,参加鉴定会的人员达100多人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缺少先进仪器设备,工作量又如此之巨大,需要这样的协作保障机制。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所说:“‘523’项目集全国精英之力,那是一种建立在团队精神之上的、永远不会过时的中国特色研究模式。”
融合让传统医学汲取营养并绽放光彩
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与屠呦呦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。那时他们每天三顿饭都在食堂吃,聊天的机会多。他说,人们只知道,学西医出身的屠呦呦取得成功是受到中医药启发,但并不了解,她也曾系统地学习过中医药。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(现北京大学医学部)药学系,但在1959年至1962年,她参加了卫生部“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”。如果没有那三年的系统学习,她可能不会想到从《肘后备急方》里面去找灵感,想到采用乙醚低温提取这一关键性步骤。
正如中医药的传统技术方法给屠呦呦以创新的灵感,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,也是中医药和现代科学融合的结晶。“医学发展没有必要去刻意计较传统与非传统、中医与西医的区别。”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说。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庆国谈道:“古代典籍中说好的东西,并不是简单拿来就都可以用,数千年来,中医基础理论一直伴随时代发展向前推进,一刻也没有停歇。传统医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,也需要从当代最先进的理论与技术中不断汲取营养,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掘和发展,取得更辉煌的成绩。”
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姜廷良表示,屠呦呦的成功也启发我们思考,怎样更好地探索总结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律的问题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,中医药是我国最具有原始创新潜力的领域。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中,应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创新研究布局,打破行业和单位的界限,推进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,使之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。
出现更多的屠呦呦需要什么
“获得这个奖,我并不觉得怎么样,我倒是觉得青蒿素真正能救命,能让很多人免于死亡更重要。即使不给我这个奖,但能救很多人,也值。”获诺奖后的屠呦呦对张伯礼院士说。
陈凯先院士在谈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时说,她经历了多次失败,但仍坚持不懈,坚持创新,不盲目跟风,不急于求成,这些都是一个科学家非常宝贵的品质。
“屠呦呦获诺贝尔奖,也在科技界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说,我们的科研到底要干什么?从哪出发?其实简单概括,科学研究一定要以造福人类为价值导向和根本宗旨。只有真正为人类作出有价值的贡献,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。
陈竺也同样强调,科学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,中青年科学家需要耐得住寂寞,沉得下心,放弃追逐那些简单的数量指标,放弃所谓的光环诱惑,扎扎实实做好学问。
“科技创新还需要用改革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,为更多的创新提供政策空间。”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刘谦说,创新需要系统集成、联合攻关、协同合作,需要组织机制的保障。如形成更科学、更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评价机制;下放科研评价和人才评价的权力,给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;避免科研资源浪费和无效配置等,从而形成最优质的创新土壤,更好地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。
唯有如此,才能出现更多像屠呦呦这样勇攀高峰的科学家,才能让中国早日成为创新型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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